《三聯生活周刊》 第793期 李鴻章的另一場戰爭
  以一人敵一國。
  這大概是對李鴻章與甲午戰爭最準確的評論。甲午戰敗,李鴻章失去權力,也失去了北洋海軍;對於晚清,30年自強運動,至此,全盤破產。對於這個國家,這是真正的慘敗。120年後,我們仍然以極大的投入來研究它,其實質是想追索:何以如此?其歷史邏輯何在?
  李鴻章辭世,他的“政敵”梁啟超在其撰寫的《李鴻章傳》里引用西方評論家對甲午戰爭的分析:“以一人敵一國。”——實則異常清晰地揭示了晚清國家結構性矛盾的關鍵。而且這種洞見,也開拓了從清朝內部認識其運行乃至失敗的觀察理路。“從中國發現中國”,這個樣本很標準。
  自強運動,是晚清中國,從中央內部發生的一場主動引領國家現代化轉型的嘗試。它的實際領導人,在中樞為恭親王奕訢,在外則為疆臣之首李鴻章。後來恭親王被罷除,只剩下李鴻章獨力支撐。所以,研究李鴻章,實則是理解這場運動,以及這個國家現代化轉型何以延宕並失敗的關鍵所在。一般批評,李鴻章重器械,尤重軍械,但輕制度與思想。更準確的描述是他所進行的“非常膚淺的現代化嘗試”。——可是,就是如此低層次的現代化改革,結果卻以一場戰爭而告全盤失敗,原因何在?這是我們追索的疑問起點。
  兩次鴉片戰爭,堅船利炮打開了封閉的中國,這是晚清中國重大的挑戰:是否以及如何融入現代化的潮流之中?在當時,這尚以“遠憂”的面目出現。
  與此挑戰相伴隨的,對清廷來說更具生死性質的是太平天國的起義,這一延續14年的戰爭,雖然清廷最終未被推翻,但在撲滅太平軍的過程中,中央與地方、滿族與漢族的權力關係完全改變。縱觀中國曆史,皇權高度壟斷與集中,至清達到高潮。這一朝,不僅沒有所謂“相權”,甚至最高權力機構“軍機處”,也只是皇帝的秘書班子而已。一人而集天下之權,有清一朝,滿人給真正創造出來了。
  任何制度達到高峰,自必下墜,然後再造。席卷中國16個省(當時全國為18個省)的太平軍,清朝的“國家軍隊”無力抗擊,節節敗退。作為一種替代,鄉勇聚集成軍,最後竟以曾國藩的湘軍完成了平定太平軍之亂的重任。曾國藩攻剋武漢之時,咸豐皇帝即欲授他軍務全權,結果當時的軍機大臣祁巂藻力諫:“本朝家法,無專用漢人督師者。曾國藩以侍郎在籍守制,無尺寸之柄,乃舉旗號召,英賢雲從,若再授以疆圻,復總師乾,威權太重,恐非國家之福。”因此評論,曾國藩獲權時間再次後延。地方軍事勢力的崛起,從“中央”的角度與利益觀察,很難說祁氏的擔憂沒有道理。只是,時勢造英雄,人算不如天算,最終曾國藩建功立業,不授權無可為繼。由此,形成一個100年後才逐漸解決的軍隊結構性問題:兵為將有。後來的軍閥橫行,其源頭在此。
  歷史出乎意料之處,往往在於它逸出思考之外,中國皇權制度之破壞,竟然是軍隊系統的“國有”變“私有”。兵為將有之後,中央與地方,滿族與漢族漸次形成:內輕外重(中央權力下降疆臣權重加大)、滿輕漢重(漢人督撫數量更多)。
  對抗太平天國之“近慮”,形成的軍隊“私有”性質及其延伸出新的權重關係,是恭親王尤其李鴻章解決“遠憂”,為晚清完成現代化轉型的結構性條件。這一方面表現在,李鴻章作為地方領導人可以統領全國性運動;而另一方面,則是這種怪異的、合乎制度“地方領導中央”,又將遭遇中央與地方的雙重競爭。其內耗,超過想象。後發國家的現代化轉型,需要強大的中央權力將國家導入軌道;很遺憾,此際的中國,卻是“弱中央強地方”,社會動員與國家動員,皆捉襟見肘。而我們的東亞近鄰,曾經長期分裂而分散的日本,卻以“撙王”為號令,統一了國家的意志,成功進入轉型期。兩國命運,也自此逆轉。
  到了甲午年,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的競爭者日本,主動地挑起一場戰爭,希望藉此戰爭來比較勝負。與這種尋釁求戰相伴,清廷內部主戰派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,形成主流。他們希望過去30年各種結構性的矛盾,由疆臣李鴻章領導現代化轉型——所謂內輕外重格局種種,可以經此一役而徹底解決。有著多重含義與利益訴求的這場戰爭,無論李鴻章多麼明白自己以及晚清中國實力不濟,無力對抗,卻難以逃避戰爭來臨。
  在相當的意義上,與日本之戰,清廷內部對這場戰爭的“戰”“和”選擇之戰,看似李鴻章“以一人敵一國”——外抗日本,內戰“清流”,但剝除這種戲劇性的外殼,其內里,是這個國家現代化轉型之艱難。尤其是這後面的,清廷內部的李鴻章的另一場戰爭,才是我們可以真正理解龐大中國進入現代化軌道過程中,掣肘何在約束何在。所謂傳統中國,在此可以得窺。
  當然,兩場戰爭,李鴻章都輸了,既輸給日本人,也輸給了主戰派。可是,這個國家也輸了。由此,歷史邏輯顯示出它殘酷的一面:滿清政府領導這個國家完成現代化轉型,宣告不可能。中國的現代化道路,其前提,則是清王朝的崩潰。
(原標題:李鴻章的另一場戰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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